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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爱玲传 23岁发表《沉香屑》 惊动上海文学界

admin 海南沉香 2021年01月01日

  本文讲述1942年,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后初试投稿,就在上海引起轰动的经历。

  带着满腹的委屈回到上海,可以包裹她疲惫身心的只有姑姑的家。母亲还在海外不知哪个地方驻留。与弹丸之地香港相比,张爱玲更喜欢上海的人与事,那一种丰白充盈的圆润,那一种热烈喧腾的繁华,那一种不过分的世故精明。上海人的世故是讲究平衡的,有根底,不浮泛,不清浅,不诡异。

  张爱玲随姑姑住在静安寺赫德路192号一幢公寓的6楼65室。自从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后,姑姑就离开了工作的洋行,日子自然过得节俭。公寓的房间也租了一部分出去,两人只能挤住在一间卧室里。

  张爱玲抵达那天,姑姑为她备下了一桌饭菜,不算隆重也不寒酸,第二日姑姑有些抱歉地对她说,“我现在就吃葱油饼,省事。”张爱玲赶忙说,“我也喜欢。”她真的可以适应,这几年经历的种种,让她已顾不得挑剔世间的种种。姑姑托人给张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,她住进来后分担了公寓的一半膳宿费。

  姑姑雇了一位女佣,每天迈动一双裹过的小脚,爬上8楼来洗衣服收拾屋子,用煤气灶为她们用油煎葱花薄饼。女佣总感叹楼层太高,不接地气。战争让生活消费水平空前拔高,煤价涨得离谱,公寓里的热水管就成了摆设,偶尔放冷水时错开成了热水管,那常年不通水的管道就像肢体朽坏的老人,发出轰隆轰隆的凄怆啸声。有时,无缘无故地,不知哪里的管道会发出“嗡——”的长鸣声,接着是“轰轰——”几声,直让经历过战争的张爱玲疑心是飞机在头上盘旋,而后扔下炸弹。那一种声响已经在几次有惊无险的逃亡中,刻在了她的耳膜上。

  到了梅雨季节,公寓门前总是积很深的渍水,须得花钱乘黄包车送到楼梯口来。雨大风狂的时候,雨水就从门窗处蜂拥而入,任她们用旧毛巾、麻袋、被单、褥子来堵也是堵不住。为了不让屋子里泛滥成灾,每隔一会儿,她们就得将这些堵水的物品清绞一次,污水盛在水盆里,再倒进马桶。昼夜难以安歇,墙根积了一圈水,墙纸上也蜿蜒着水渍印子。雨季太过漫长,眼见得霉点子从墙面一个个渗出来,满墙的斑斑点点,触目惊心。一次黄昏落雨,张爱玲比姑姑先回家,进门只见一屋子的风雨,从敞开的窗子看出去,是湛蓝而渊深的夜,几点灯影在雨中婆娑摇动……

  张爱玲喜欢听市声。虽然住在六楼,下面的市声一样清晰可闻。不远便是电车厂,每晚都有排着队“回家”的电车,一辆紧跟着一辆,拖着两截黑辫子,齐齐响着沙哑的铃,车厢里的灯雪亮,仿佛一群吵闹的孩子。从楼上望下去,偶尔有一辆电车孤单单地停在路边,仿佛在月光下晾晒着自己的白肚皮。离此不远有个军营,每天晚上照例要吹喇叭,音调缓缓地上去又下来,悠悠的、长长的,不疾不徐。有时,还会听到有人吹响口哨,哨音正合着喇叭的旋律。吹喇叭的人从不间断,仿佛还在磨炼中,张爱玲喜欢这不纯熟、不完美的音色,因为之中有挣扎、有焦虑、有慌乱、有试探,“人”的成分浓厚,所谓“此中有人,呼之欲出”。凡是与人相关的,即使不洁净、不可爱、不光滑、不宏阔,但洋溢着活泼泼的生命的力。

  听见楼下门口有人叫卖臭豆腐干,忙抓起一只碗跑下去,一路跟着吆喝声找过去,在另一条街上才找到卖臭豆腐干的担子,又捧着碗跑回来,坐电梯上楼,一颗心在胸腔里扑通通激跳。开电梯的男人颇有涵养的样子,知书达理。大热的天,也必得在汗衫背心上面套一件纺绸小褂子,熨得平平整整。他不肯为衣冠不整、不修边幅的人开电梯,他也不许儿子做电车售票员,觉得不体面。电梯往上走,人字形的铜栅栏外面,交错着不同色度和亮度的黑暗,有时是墨黑,有时是染了灯光的黑,有时是淡影交错的黑。衬着那忽明忽暗的光色,看得清他花白的头发,安稳而单调地竖在那里。托他买豆浆,没多久歉意地告知,牛奶瓶丢了,再过几天,又换了小一号的牛奶瓶送了豆浆来。他做事总是一丝不苟。

  每天订的报纸由他送来,英文、日文、德文的他不懂,很早就递送到各家门口,中文小报他看得格外仔细,常常要到十一二点才送来。没事的时候,男人用一只小风火炉在后天井那儿炒菜,烙饼子,他还教张爱玲煮红米饭——水烧开后,熄一刻火,十分钟后再起火继续烧,这样煮出的红米饭又松又软,嚼起来却筋道。

  看门的两个巡警都长着相仿的黄木渣脸,穿短裤与长袜,中间露出黄色的一截膝盖。他们上班时,躺在一张藤椅上似睡非睡,紧挨着邮箱,取信时须得凑近去先打个照面。女佣的丈夫是个裁缝,撑不起门面的不成器男人。一天空袭过后,张爱玲在昏暗的马路上遇见他,慌慌忙忙的,奔公寓而来,急着询问老婆孩子是否安全,这一刻他忽然动人起来,仿佛也有了可取的闪光点。

  住公寓不似在乡下,邻里朝夕相闻。这里的人大多不熟识,屋顶花园常有孩子溜冰,不分早晚地耍乐,“咕滋咕滋”的响声挫过来挫过去,听得人头皮发麻,牙齿发酸。隔壁住着一个外国人,受不住地捋了袖子跑上楼去,没一会软搭搭地走下来,交涉无果,楼上玩耍的是几个女孩,花样的年龄,且生得美丽。逢到一年一度最热的时节,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打开了家门,搬一把藤椅坐在楼梯风口处,谁家的佣人在熨衣裳,谁家的佣人在翻译电话的留言,谁家的主人在教学生日文,谁家的主人在“咚咚”地敲打琴键,她手指下的贝多芬仿佛咬牙切齿,谁家在煲牛肉汤,谁家在泡中药喝……在这一刻,各家各户的信息都联通起来,有了四合院邻里相交的层色。

  姑姑又在德国无线电台找了份工作,是国语新闻播报员,每天晚上在旗袍外面罩一件藏青色的哔叽大袍,作为防护服,提一盏小油灯,穿过灯火管制的黑乎乎的街道去上班。玫瑰红的灯罩上满是细小的颗粒,防止打滑。经过了战争的街道到处是坑洼,黑暗中一不小心踩虚,还是将灯摔破了,只好摸黑回来。

  张爱玲时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,只在黄瓷缸里点一只白蜡烛,瓷缸上的小绿龙在光影中似有若无地浮游,全上海仿佛都死寂了,只有一盏时钟的分针在“嘀嗒嘀嗒”响着。蜡烛放在水门汀上,正好照见开关,她就着微弱的灯光看报纸,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地咀嚼,看那什么郎什么翁在报纸上说着俏皮话,说着家长里短,什么都处在毁坏之中,可哪怕是毁坏的,也让人生出疼惜。她舍不得去睡,用铁钳将炭火基子戳碎,异常明亮的一刹那,热力也蓦地增强了,不肯离开,贪恋这最末的、即将消逝的温暖。

  后来,在《天地》杂志上看到苏青的一篇文章,张爱玲才知道在同样的夜晚,同样的孤寂中,苏青也感受到世界末日般的难受。然而,这个夜晚终会过去,一天终会过去。一天又一天。到了早晨,听到隔壁房间拉窗帘的声音,“刺啦啦——”一声轻响,不知谁家的仆佣说话的声音,更深地缩进被子里,不去看未拉上窗帘的窗口那敞亮的天光。一天又重新开始了……

  张爱玲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回到了香港。大雨如注的深夜,她拎着沉重的皮箱走上山去,不敢叫醒守门人,缩在门洞子里过夜。潮湿阴冷的夜晚,兀自瑟缩着,斜风吹刮着冷雨一下下打在身上,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声,车灯的光影扫过来,是一位阔妇人带了女儿来上学,汽车夫“啪啪”地拍门,顿时宿舍里灯火辉煌。她趁乱钻进门去,遇见舍监怯怯地打个招呼,奔上楼进自己的房间。梦戛然而止。

  第二天她涨红了脸讲述这一段,仿佛它真的发生过。后来又在信里说起这个梦,再一次哭起来。仿佛碰触了某根敏感的神经,泪水止也止不住。

  想要自由从容的生活,经济上的问题不能不解决。张爱玲拿起了笔,仗着极好的英文功底向一本英文月刊《二十世纪》投稿。英文月刊的稿酬比中文月刊优渥,《二十世纪》是1941年底在上海创刊的一本综合性杂志,有时事报道,也有小品文、风光旅游、书评与影评,面向的读者群是在亚洲生活的西方人。杂志的主编克劳斯·梅奈特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作者的文章,题为《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(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)》,洋洋洒洒一万多言,文中不乏对中国人生活与服饰的独特见解,还配有十二幅作者绘的发型与服饰图。他大为惊喜,很快刊发在1943年1月出版的《二十世纪》上,并在编者例言中予以推荐,称作者是“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”。这篇文章就是《更衣记》的英文底本。以前在学校校刊上,张爱玲就发表过英文习作《牧羊者素描》和《心愿》,大学三年为了苦修英文,她连写信都是用英文。

  《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》引起一时轰动,她自然是趁热打铁,又接着写了《Wife,Vamp,Child(妻子,荡妇,孩童)》,评论《梅娘曲》和《桃李争春》,是《借银灯》的英文底本;《The Opium War(鸦片战争)》评论《万世流芳》,《Mother and Daughters(婆婆和媳妇)》评论《自由魂》、《两代女性》、《母亲》三部影片;《中国的家庭教育》评论《新生》《渔家女》,这些文章连续几期在《二十世纪》上刊发出来。文章看似点评的是电影,实际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、文化、心态、趣味,以及中国人关于教育、人际关系、宗教信仰、文化趣味种种的姿态。对于这些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话题,张爱玲写来却让人觉得新意频出,不乏妙语,有自己独特的见悟。发表在1943年《二十世纪》最末一期上的《中国人的宗教》,克劳斯·梅奈特在编者按中点评:“作者神游三界,妙想联翩,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,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,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。”小时打下的古文根基,年少时接触西洋文化,这两种滋养一直在张爱玲敏感的内心世界里交融,发生着奇妙的化合反应,形成了她别一样的眼光,别一样的看法。对于中国人的一切,她不是一味地赏析,也不是一味地批判,而是抱以好奇的注目,说出之中的凸凹、明暗、宏阔与细小、高贵与卑微。

  在用英文写作的同时,她也开始中文写作,毕竟更广大的读者群还是中国人。这时经历了种种幻灭百折而一直蜷缩着的自信心,终于在笔墨间获得了舒展,只是这舒展还有限,她有更大的野心,生怕来不及地坚信“出名要趁早”。她托母亲这边的亲戚、园艺家黄岳渊帮忙推荐,将自己的小说《沉香屑:第一炉香》、《沉香屑:第二炉香》递到了《紫罗兰》杂志主编周瘦鹃的案上。这位被奉为上海文学界“泰斗”级人物的作家,主持过多本杂志和报纸的副刊。面对这位文学后辈,他怀着爱惜之心,对小说的标题夸赞了一番,读完全文更是赞叹不已。他并非古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卫道士,对西方文学也有所涉猎,曾翻译过西洋小说,他看出张爱玲的小说中有《红楼梦》的影响,也有毛姆小说的影子,很快拍板在《紫罗兰》的复刊号和第二期上连续刊发出来。

  姑姑听说此事,自然也很高兴。念起旧事,原来张爱玲的母亲想逃婚时,恰好读到周瘦鹃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故事而伤心落泪,曾写信给周瘦鹃请他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。此举显然出于文学情结。对于这位面容清秀的作家,母亲看来是喜欢和欣赏的。姑姑让张爱玲请周瘦鹃来家中喝茶,这位长辈也不摆架子真的来了,三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落座,小圆桌上摆满茶具,三人几乎膝盖触碰着膝盖,这份局促却没有影响这次英国式见面的愉快。客厅里精致典雅的摆设,精心准备的细巧点心,后来都被周瘦鹃写进了文字,愈发触动了读者对这位文学新人的好奇。而张爱玲默念的也是这样一种效果。

  《万象》杂志主编柯灵以内行的眼光,捕捉到这两篇小说作者的不同寻常,他是新文学的大力倡导者,曾在上海孤岛时期与几位友人创办《鲁迅风》旬刊,以杂文为剑力主抗日,反对投降。他接手《万象》后,一改这本杂志原来的鸳鸯蝴蝶派浮华娱乐路线,请了师陀、唐弢、王元化、傅雷等大家为杂志撰文,一方面他也在寻找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新人。张爱玲的“两炉香”让他眼睛一亮,他冒出过托周瘦鹃向这位新作者约稿的念头,正踌躇间,张爱玲却出现在了《万象》编辑部。

  那时,《万象》编辑部设在中央书局,在福州路昼锦里的一个弄堂内,双开门的石库门房子,楼下是店堂,楼上的厢房就是编辑室。1943年7月,身穿素淡颜色丝质旗袍的张爱玲出现在这里,她腋下夹着个报纸包,打开来是她的又一部小说《心经》。这不禁让柯灵大喜过望,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小说很快发表在《万象》1943年8月号上。这以后,《万象》成为张爱玲发表作品的主阵地之一,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作品,《琉璃瓦》之后接着连载她的长篇《连环套》。这部长篇绵延刊登了一段时日,与此同时,张爱玲许多漂亮的作品也陆续在其他杂志刊发出来,《茉莉香片》发表在《杂志》上,随后又顺应读者的反映写了《到底是上海人》发在后一期的《杂志》上,文中慨叹“只有上海人懂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”。随着作品涌泉式地刊发,一时间张爱玲成了上海炙手可热的女作家。在上海几乎所有知名的杂志上随手一翻,都能看到她的作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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